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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人類需要改良嗎?

          “定制嬰兒”已成為當前的熱點話題,也引起一些人思考,我們是否應該嘗試改造人類?西方的一些所謂的“反人類人士”宣稱,人類急需改良。這些人希望盡快幫助人類獲得新的特性,包括目前只在某些機器或其他物種上存在的“超能力”,如紅外線成像,或者超聲波探聽等,以使人體技能得到進一步擴展和加強。

          如何改良人類

          實際上,借助于克隆技術和人工授精的篩選,以及對子代基因進行改良等生物技術,人類已經在“優化繁衍”這條路上取得了不小的進步。按照再生醫學理論,延長生命不僅切實可行(如向人體移植動物源性的器官或組織),而且相關的技術(例如使用更激進的基因敲除技術, 調控細胞的凋亡或其他退行性過程)有著遠遠超出目前水平的潛力。

          另外,大腦的侵入性治療、植入體移植和藥物治療等手段,不僅能保證醫學范疇的治病效果,還能以“神經-心理-增強”的方式,提升人體的功能。而新興的“量化生活運動”(簡單地講,就是全面監測人體活動),則可通過持續、精心地檢測人體那些未知的功能,實現對人體的全面控制,最終將人工合成的外在組份應用于人體改良。

          我們需要“新人類”嗎

          人類需要改良嗎?

          可是,我們真的需要“新人類”嗎?如果需要,我們能從中得到什么?我們又承擔了哪些風險?這些疑問,不應該只讓科學家和工程師在實驗室里討論,所有公眾都應該參與,并將其提升到哲學層面。

          上千年來,人類很少面臨如此難題,改良行為和改良人類的定義是什么?哲學家們也在發問:當今“人類改良”的含義是什么?其中哪些改良是有益的?

          自遠古時代起,人類就夢想著提高自己的能力。如今,這個夢想的實現似乎近在咫尺。以生物信息技術為代表的各種新型技術,為改變人體提供了新的可能。通過超級計算機等機器的模擬,這個夢想更加鮮活起來。人類改良的終極目標,也呼應了進化論的要求——使人類更加適應日漸嚴酷的生存條件。

          在古代,改變身體并非人力所能企及。人們能重拾這個不曾磨滅的夢想,還要感謝現代科學技術的誕生。借助科學技術,我們能夠對自然過程做出規律和可重復的解釋。我們可以按照科學規律來制造機械工具,以滿足自己的需求——這些工具的雛形在17世紀的歐洲就已經出現了。與此同時,人類也利用科學技術,一定程度地改善了人體系統的原始功能,并產生了駕馭自然的原初概念,包括提升人體功能,以及對動植物進行物種改良。在1627年出版的《亞特蘭蒂斯》里,哲學家培根就曾描述過這樣的烏托邦式的社會范例。

          “好” 與“不好”

          18世紀的啟蒙運動時代,西方的經驗主義社會學開始萌芽,一種新思潮由此誕生:創造一套完美的社會秩序,動用一切社會資源來提高人體的能力。緊隨這種“新人類”理想的,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充斥著變革和強權的烏托邦社會主義。從現今主流思想的視角出發,烏托邦社會主義是一個巨大的失敗。這一構想對人類道德和本能的自然屬性提出了過高的要求,是以犧牲個人自由和生存條件的改善為代價的。“好” 或 “不好”到底是什么?人們對此持有不同的見解,而這一點恰恰又被忽視了。

          現今,有關改良人類的議題,也面臨同樣的風險。生物工程師們宣稱,依靠純粹的技術手段就能判斷什么是“好”的,什么是“不好”的。但實際上,我們真正能判斷出好壞的,只有汽車、飛機、手機、個人電腦等具體的產品。通過純技術手段就能判斷“好”與“不好”,這個命題其實已倍受質疑。這不僅僅是美學概念上的區別——每一代人都有他們的天然優勢,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來提高手中工具的性能。對某一些群體——比如老年人——來說,要求工具的這些高性能恰恰是多余的(或者說是一種苛求)。我們尚不清楚,諸如此類的“好” 和 “不好”是否可以由政府或者市場來評判。并且,市場的導向手段絕不像選舉一樣,是完全合理與民主的。

          由此產生的一個根本問題是: 一個優良的人類到底是什么樣子?從哪些條件來判斷“他”是否值得我們擁有?

          治療與改良的界限

          或許,人們可以從反面來理解“好”的概念: 當人們遭受疾病的折磨時,會產生遠離疾病的愿望。人們不僅要依靠自身的承受力來忍受病痛,也要依靠先進的技術來戰勝病痛,這是新時代人類所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。那些物質和非物質的東西,能夠改善人類的生存條件,治療疾病,將人們從勞苦和病痛中解放出來,這些毫無疑問是“好東西”,這在倫理學方面也是肯定的,例如所有針對人體的人工矯正品——從眼鏡、助聽器和幫助行走的工具,到植入體和移植器官,都是“好東西”。

          如果在裝備了上述制品后,一個人在技術層面變成另一個人,這是更好的事情嗎?只要想到在上個世紀早期,60歲的人就駝背、耳聾、牙齒掉光,這個答案無疑是肯定的。所有諸如此類的治療手段,就是為了減輕個體的病痛,但絕不是為了創造出一個嶄新的個體。當然,醫學治療還能夠延長人類的生命,這也實現了古人的夢想。而今,諸如干細胞療法的治療方案,就被認為是人類未來的“不老之泉”。

          治療疾病和增強人體功能,都是為了改善我們的身體,這兩種目的之間是否存在一個界限,醫學倫理學界尚在激烈的爭論之中。然而,即便這個界限是模糊的,對二者進行鑒別仍然具有意義。那么,我們應該如何做出區分呢?這與我們的目的有關:我們是單純追求人體能力的提高,還是意在去除已確診的病痛,或者是既要消除身體疾患,又要追求身心完美?人們總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權衡利弊,而后作出某個愿望優先或者將利益最大化的決定。由于我們愿望的復雜多變性,“人體改良”還無法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規范。

          當然,這里也存在一些幾乎所有人都懷有的愿望——比如延年益壽,對于一個經過生物改造的人來說,這應該是可以實現的。那些為老年人的生活帶來真正改善的“好東西”,也是值得擁有的。但是,如果人的壽命真的可以延長,那么,我們就應該毫無保留地支持相關的技術和做法嗎?

          在對這些問題作出評價前,首先應弄清以下問題:對于延長壽命,所有人都能平等獲得這樣的機會嗎?這與自身經濟狀況等社會屬性無關嗎?如果不是,那么“人人平等”這個命題,會被多大程度地削弱?社會的貧富差距又要增大多少?大量高齡化人群,將要耗費多少自然資源?土地和未來的高科技能夠從容應對嗎?這會不會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、自然風貌被侵蝕、農作物產量下降?在人類世代更替的過程中,又會出現哪些問題?

          為了實現改良人類的目的,同時在地球有限的生存空間中,適度、可持續地長期利用資源,那么人類首先必須要控制生育。這樣一來,我們這個星球上年輕、富有創造力的人群勢必會減少。這樣的“社會進步”值得我們擁有嗎?

          在這里我既不能,也不愿意回答這個問題。在生物工程師們開展“新人類項目”之前,整個社會對于“好東西”的概念,以及“改良人類”的進一步目標,應當展開一場討論,同時還要考慮到所有不同的觀點,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都要參與討論。

          但凡討論不出來一個確切的結果,我覺得,人們就應該暫時放棄急躁激進的“新人類”培育方式。借助于醫學治療和良好的衛生、營養、空氣等生存條件,我們應該謹慎地對人體進行改良——讓我們有一個共同思考的空間,避免那些無法挽回的錯誤決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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